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 、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中国大地上这前所未有的爆炸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访问苏联。苏联方面安排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并且为他放映了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引爆第一颗的纪录片。

  其实，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想法早就在心中酝酿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春季，在的同意之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在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留学生代购用于研究原子能的先进器材和书籍资料、实验药品等。

  1950年5月19日，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所长为钱三强，副所长为王淦昌、彭桓武。此后，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陆续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自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实验室。

  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承宗，回国前，居里夫人的长女和女婿将亲手制作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送给他，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不要小看这10克标准源，这是我国开展铀矿探测用电离辐射计量研究唯一的借鉴实物，相当珍贵。

  1955年1月15日，主席在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周恩来、、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外，其他的还有两位科学家：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

  主席说这是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会上，钱三强用最通俗的语言，向在座的领导同志阐明了的基础原理，而李四光，则带来了一块铀矿石，做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演示。

  会议从下午三点多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主席拍板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的决定。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的计划，由，陈云，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能工作。

  而后在1956年11月16曰，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当时中央对研制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外援指的当然就是苏联。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共签署了四个协议。而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来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决心已下，紧接着就是确定中国第一颗的研制基地。因为它牵扯保密，辐射，交通物资运输等一系列问题，选基地颇费脑筋。最终，确定在青海的金银滩。

  就是当年王洛宾邂逅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而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这里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其一，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对内地人而言，很遥远；对邻国而言，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也相当遥远；而对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省区而言，这里又好像是内地，同样很遥远。

  其二，从小环境看，这里人烟稀少，进入的外人很少，容易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草原上也方便建立无阻碍的内部自由通信。紧急状况下，也便于人员疏散。

  还有，金银滩草原的地形十分奇特，站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面前都是广袤的草原，而身后都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1958年冬季，青海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二机部九局局长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李觉，乘坐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汽车，带领着第一批基建队伍开进了这片草原里。

  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100米，气压低，氧气稀薄，开水只有八十多摄氏度，煮饭半生不熟，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一年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外出人员被大风卷走、施工被流沙掩埋的事，时有发生。

  基地的工程建设，是在我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的。饥饿同样困扰着需付出超强体力的施工部队。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物资供应并没有摧垮建设者的意志。到了1962年底，基地建设就已经初具规模。

  当时地质部门成立了三支勘探部队，代号分别为新疆的519部队，中南的309部队，西南的209部队。勘探队员们最早在新疆伊犁找到矿床。其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均发现了矿床。十几位勘探队员为此付出了生命。

  正规的冶炼铀矿工厂还在建设之中，而研究单位又急需原料做实验。于是，二机部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全民找矿炼铀。

  当时，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浪潮充满了全国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炼钢铁，放卫星。二机部提出铀矿勘测和开采也由全民来办，得到中央批准。

  于是，全国许多县甚至公社都组织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到了找矿炼铀工作，短短几个月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将地表层的铀矿几乎横扫一空。

  全民找矿，土法炼铀，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但浪费了原料，而且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不过，通过这一个办法，共获得了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这一百多吨铀原料，为初期的中国核燃料生产提供了珍贵的原料，更为第一颗的研制赢得了时间。

  一大批海外回国的学子们成为了研究中心必不可少的中坚力量，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开始了充满艰辛而极富挑战的秘密历程。邓稼先对夫人说他要调动工作了，但去哪里干什么，都不能说，通信也不行。王淦昌在去基地的时候，连名字都改了。家里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当时所有人为了保密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不与家里联系。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拒绝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要中断向中国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

  赫鲁晓夫很清楚要说明，1959年10月1日，他参加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后，对说：“关于生产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不料回答：“我们大家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随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我国第一颗的代号为596，意思是从1959年6月苏联那封电文开始，中国人要自力更生研究了。

  苏方撤走时，已经烧毁了全部资料。我们面临的是完全空白。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只有几台老式的手摇式计算机。研究人员更多只能依靠纸笔、计算尺等原始的工具。但随着纸张不断加厚，的理论设计也一步步推进。

  当时负责原子能工作的经常深入实验基地，无论是邓稼先，还是钱三强，心理上的压力都非常大。

  当年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的两颗，有一颗是内爆型的。而我们要造的第一颗，也是内爆型的。

  内爆型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造出氢弹。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制作方式。但是这样的形式有个最大的技术难关，当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没办法实现核裂变。

  1960年夏天，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岁数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开始攻克这个难题。爆轰实验开始时，溶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来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溶药桶是问工程兵借的，用马粪纸做的药膜代替金属药膜，用人工搅拌来代替机器搅拌。蒸汽溶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很大，但越是这样一个时间段越得尽快搅拌以保证铸造部件密度均匀。

  就是靠这种土办法，浇铸出了一批批的炸药部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最早在北京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到青海湖的金银滩，一步一步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1962底，基本完成了启爆元件的定型工作。

  1964 年10 月16 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成功爆炸，震惊全世界。50年过去，当年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的建设者们，如今分散全国各地，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在合肥，就生活着500 多名来自核工业部原国营221 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居住在三里庵街道西园新村、五里墩街道团安村小区等地。昨天上午，记者走近这些古稀之年的历史功臣们，听他们诉说那段神秘艰辛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8 年底，年仅17 岁的董殿举从部队转业，来到青海原子城。在国营221 厂两弹研究基地扎根34 年，他将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金银滩大草原。“刚来时，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野草比成人高，风沙刮过眼睛都睁不开。”董老清楚记得，他是第一批到达的。很快，国营221厂吸引了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及国防方面的人才。

  由于基地海拔高，过完8 月就要穿棉衣，冬天最冷气温可达零下40℃。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异常艰辛，物资极度匮乏。首批到达的职工只能睡牛羊圈，吃青稞面，喝水要去十几公里外的河沟挑。“不少人有高原反应，出现浮肿。”

  由于空气稀薄条件恶劣，他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在身边抚养，只能放在老家让老人照顾。因长期分离，孩子们对父母印象很陌生，甚至不愿喊“爸爸和妈妈”。

  就这样，董老他们依然苦中作乐。粮食不够，自己开荒种地，挑易成活的土豆、油菜种。实在不行就挖野菜、野萝卜、蕨菜充饥。好在那时年轻，大家也没觉得辛苦，就这样从始至终坚持着。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群众运动使国家经济严重失调，财政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耗费人力物力的研究还应不应搞下去，出现了争论。

  1961年，决定由时任人民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对原子能建设工作进行调研。次年，张爱萍向中央递交了一份五千字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加强组织协同力量，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主席看到报告后立即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在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领导这项工作。这个委员会里，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可见中央的决心。

  从南方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一步一步地筛选，一步一步地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出的铀235竟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自治区，分属二十多个部门，900多家工厂。

  1964年1月14日，中国的第一瓶丰度达90%的高浓缩铀诞生了。当时，甘肃省兰州市铀浓缩厂的刘晓波，被选为开启第一瓶高浓缩铀的操作手。后来他回忆道：亲手提取了由我厂生产的第一瓶铀。手迟迟不想洗……

  接下来，要将高浓缩铀精加工成铀球。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30岁的原公浦身上。

  如果出半点差错，那么，数万人，十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原料只有一颗。原公浦每天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最后能达到一刀吃进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了多少。

  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原公浦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宇航员那样，一步一步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前。

  在机床的丝丝切割声中，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夹具上掉了下来。原公浦浑身一颤，顿时脸色唰白。

  原来是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铀球掉进了切屑盘中，万幸的是，丝毫未损。

  紧张万分的原公浦被安排休息一会，现场领导立即递上专门准备的牛奶。稍微休息的原公浦平静了一下心情，第二次又走上了操作台继续工作。原公浦每车一刀，都要停下来量一下尺寸。过了很久，他向领导报告：我要加工最后三刀了。

  最后三刀，不能多也不能少，原公浦硬是挺下来了。车完了最后一刀，旁边负责测量的人检测之后报告，部件的精确度、各种尺寸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指标。当时，负责检测的技术员激动地对他大喊了一声：行了！原公浦当即浑身一软，瘫倒在地上。

  青海金银滩草原上科学家们一步步向靠近的同时，在新疆的罗布泊西北部地区，试验基地的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1963年底，通往罗布泊的公路上，33000多吨器材设备和几千名参试人员陆续抵达核试验的厂区。

  核试验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试验，爆炸威力太大，一定要采用遥控爆炸。于是，数十公里的电缆线要埋到地下与控制中心进行连接。

  戈壁滩上，大部分是盐碱地，硬得跟石头一样。一铁锹刨下去，砸得地上直冒火星，地面却纹丝不动。为此，上级专门配了个工兵连给他们。前面是的工兵连爆破，后面是缆线工人跟着铺设，总共历时三个多月，几十公里的缆线才算铺设完毕。

  罗布泊自然条件恶劣，风沙太大，太干燥，设备仪器时不时总是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研究者们想尽各种办法维护设备的运转。韩大年就想到一个好办法，有效地给探测仪加了个防护装置。

  他见杂货铺卖的大锅，心里一动，一量尺寸挺合适，就买回来往探测仪上一扣，正好。后来氢弹的研制也一直沿用这种大锅，从没坏过。有人开玩笑：美国人的卫星在天上看到这些圆乎乎的东西时，估计会以为是中国人搞的什么先进仪器吧。

  1964年秋，装配出来，但要不要试爆？有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最后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

  1964年9月，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深处，试验基地平地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

  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将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认和保证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10月14日，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总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接着，开始了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

  张爱萍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我们已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恩来当即报告了主席。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得知消息无误后，他很快让周总理向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同志们宣布这一条消息，并在当晚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1964年第一颗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全退役”。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政府响应国际禁核号召宣布暂停核试验。